《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斯炎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一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把握通常分为三个层次，也就是陈伯海先生所说：“有关各别作家群、社团、流派、思潮乃至文学‘范式’的考察，属最低层，是宏观文学中的个体研究；就两个以上的上述单位间的联系、比较、承递、转换等论述，属中间层，是宏观文学中的群体研究；而对于一时代、一民族甚至更大范围的文学现象作出概括，则属于高级层，是宏观文学中的总体研究。”[4]而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应该属于最基础的层级，却也是最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层级，它构成了另外两个层级的实证基础，是文学史总体架构上的血肉。就中国当代文学史60年的写作实践而言，从《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5]开始至今，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述都高度肯定当代文学会议的重要性，甚至大多数史著还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辟出了专门的篇幅加以介绍。但仔细阅读后我们就会发现，大多史著对当代文学会议的介绍是简而又简、全无展开，远谈不上系统深入，均是简单的几句定性评价。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对文学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如何起作用？起何等作用？包括建构的主体、进程、脉络等都付之阙如，而这一切，恰恰又是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动因之一。

《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编

作家出版社

1963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史书写像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与同一时代、同一步伐、同时前行的文学现场具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性，强烈的“在场性”与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性”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作为宏观研究中的基础层，如何开展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深入其肌理和内核，我以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能够做到理论武器与研究对象相匹配的。相对“宏观史学”而言，从1970年代兴起的微观史学是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6]的研究方法，它是“针对关于大的社会群体和长期的、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一次反抗。最初的微观史学家尤其不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方法，即集中于特别长时期的宽泛题材，也就是著名的长时段理论”[7]。它能较好克服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总体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个弊端：一是过于或仅强调超个人的自然，过于重视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地理、重大历史事件等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却忽视历史中那个最重要的主体——“人”；二是过于强调展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也包括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展示历史突发事件中的短时段，构成了一种缺少“人和事件的历史”，让历史学的特点变得模糊起来。微观史学注意的是个别的、具体的，或地方性，或一个、几个的事实与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成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是对文学史整体或者整个背景的补充说明。

费尔南·布罗代尔

新中国文学较之以往，它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且极为鲜明的。其中，文学的话语形态、发展轨迹、运行方式、身份设定、特性特质等都出现了某种历史性的转折，文学的创作与生产、传播与接受、消费与流通等明显开始具备了“管理”与“运作”的维度。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合力，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成了一个新型自主的话语体系，其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高度重视及其主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文学体制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运行，文学会议便是这股合力中的极重要的构成，它像国家行政会议一样，是“文学工作的方式，是解决文学创作领域各种问题的手段”[8]。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各种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等级有变、内容纷繁、目的众多的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肌体上鲜活的血肉，也构成了脉络体系中流淌不息的血液，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具体呈现。

面对名目繁多的文学会议，大至全国性的五年一届的文代会、作代会，小至某一具体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或文学现象的研讨会、座谈会，某一文艺领导机构具体科室的工作会等等，均是当代文学史考察与研究的对象。王本朝教授将文学会议置于当代文学制度的整体架构中进行定性评价，作为国内较早开展文学会议研究的学者，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研究路径的开拓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黄发有教授则将文学会议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源”与“流”中，对文学会议进行文学史定位，如他对第四次文代会的定位：“对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影响上来看，第四次文代会既接续了‘十七年’文学体制，又通过思想解放和政策调整，激活了文学发展的内在活力。”第四次文代会“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制度重建与观念更新，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加速了文学队伍的重组”。“第四次文代会不是孤立的历史节点，而是当代文学转型的关键枢纽。”[9]但任一文学史家均不可能在开展研究时穷尽所有文学会议，因此，宏观把握，选取典型，采取微观史学方法就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式。斯炎伟教授就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他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10]一书分为上下编，其上编分为四章，系统论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机制中的当代文学会议”“当代文学会议体制化的历史脉络与发展演进”“当代文学会议的形态与构成要素”“当代文学会议与共和国文学生产”。此为总论，属于宏观研究；下编则具体选择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四个典型进行微观研究，即运用微观史学的方法深入这四次会议的具体和基础层，努力还原会议的肌理与血肉。从会议的发起与缘由、筹备与组织、主持与出席、召开与进行、讲话与报告、简报与文件、总结与报道、布置与贯彻、影响与效果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即以第一次文代会为例，他从顶层设计中会议的组织方式入手，首先谈中国共产党对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起与指示，通常的叙述一般从1949年3月20日的全国文协理事、监事会议开始，然后是3月22日的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办的茶话会，以及3月24日产生的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由此，第一次文代会进入正式筹备阶段。这种叙述符合文学史写作的“知识传输”逻辑，似乎一切都是由文艺组织发起的，是文坛顺应时势的一场自觉行动，是文艺界内部的事。但在大量史料的爬梳与整理后他感到：“事实上，在一个新旧交替、一切正处在变动状态的历史时期，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召开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包揽一切的会议，单凭文艺界又何来这种力量？会议超级庞大的工作体盘，以及它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当时尚未体制化的文艺界根本无法承担的。如果背后没有强大的思想指导和物质保障，文艺界怎么可能自发地生成如此‘超现实’的想法？”[11]于是他从业已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中找到了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称“新的全国文协大会”的指示文件，即“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时间是1949年2月25日，通知对会议发起单位、会议地点、代表产生的方式、会议负责人等均作出了具体的指示，对会议的召开方式与议程甚至都做了最初的预设。由此向前，沿着这一“通知”的“史前史”可见，它与中共正在筹备的新政协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联系到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在北平陆续召开的工人、妇女、青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的全国代表会议及成立的相应的全国性组织，可见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乃是建国事务中的应有安排，是中共中央顶层设计的一项重要事务，当然不是文艺界的自发之举。斯炎伟进而考证了关于人事安排的诸多考虑、文艺纲领的具体表述的形成、领导机制的形成过程、顶层设计的具体内容、会议突出“团结”方针的特有内涵，然后专门研究与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由第一次文代会与文艺组织建构及思想动员，追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对照，对第一次文代会几个主体报告中的主旨思想的形成脉络进行耐心细致地呈示与分析。对几个报告各自的特点、不同的表述，以及何以不同也作了仔细的分析。对从大会思想动员焕发出的巨大感召力让众多文艺工作者油然而生的强烈的皈依体制的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这使我想起了英国学者罗斯玛丽·阿什顿撰写的《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她也是采用典型的微观史学的方法，即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事实，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发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尝试寻找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之间的隐含关系，并以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等为背景。这样的研究非但没有使文学与历史“碎片化”，反而使微观史学视阈下的文学史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

[英]罗斯玛丽·阿什顿

乔修峰译

东方出版社

2019

当然，微观史学并不忽略或无视宏观层面，微观与宏观、特写与全景之间始终在不断地切换，并在不断切换的过程中，细致深入地研究众多史料和历史现象，挖掘未知的关联、模式和结构。既有全景式的对整个会议的宏观研究，又让读者微观地感知到了会议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的讲话、表态、发言，包括发言的顺序、时长等，还包括听众的反应、感受，具体的效果、影响等。再上升到宏观层次，从体制的形成、制度的设计、组织的架构、人员的组成，更长时间的影响等来看会议，于是，第一次文代会便被立体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种表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在理论上就是微观史学的“厚描述”方法和推测范式，“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12]微观史学的研究目的是告诉人们“事情原本是怎样的？”其最大特点就是“贴近生活，细致入微，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13]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史学呈现出抵制简单真理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创新力，它从那些看似并不重要的小事件、小人物、小细节，甚至细枝末节的片言只语中追寻其隐含的远远超出其本身的深层结构、广阔的历史语境，以及宏大的历史目标。当然，采用微观叙事、小规模的分析方式，追求强烈的在场性，目的却是探究那些“宏大历史问题”的可能答案，并得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这既让读者充分感受文学会议参加者的思想观念和情绪状态、组织者的叙述角度与意义结构、接受者的理解程度与诸多评价，又让人深切理解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借助文学会议不断改变作家与读者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以及“由于会议本身具有的政治仪式性质，它所建立的是文学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在学习、批评、斗争和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整合了文学资源，建立了文学共同体”[14]。

斯炎伟

二

如果说采用微观史学的方法追寻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如何形成某种影响力，重点在考察会议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那么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形成了哪些或者怎样的影响力，进而构成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合力？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根本目的与研究旨归，是研究的重心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与互动关系，这是不必讳言的，也是无法回避的，政治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强烈而鲜明，有时是直接而非经中介的，如有，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便是中介之一。所以，当代文学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动因中发挥作用的“权力”之一。开展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就是要追寻文学会议如何形成并形成了怎样的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前已有部分文章从发生学的层面考察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关系，包括文学制度的建立，但多集中考察“第一次文代会”，有的还追溯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代文学已经行进了70多年，其间召开的有影响的文学会议实在是太多了，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极为复杂，如果仅聚焦于“第一次文代会”、仅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源”，这显然是不够的。

如何既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源”，又关注它的“流”，将研究引向更深的层面？在此，我们不妨采用福柯知识考古学体系中的谱系学方法，晚年的福柯从考古学的认识型的“知识”观念转向一种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关注，重心已是“权力”。亦即对知识的认识离不开权力，福柯从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识型或者知识的静态分析转向了对“权力/知识”的动力学生产模式的分析，以至于有人称福柯为“分析权力的哲学家”。人们通常所谓的或热衷于追寻考察的话语背后的力量，其实就是受到潜隐着的权力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

福柯认为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和权力是相互指涉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各种知识的发展均离不开权力的运作，福柯所讲的“权力”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法律、军队等国家统治机器的自上而下的大写的权力，而是一种潜隐的权力，“一种微观权力，指在社会场域中普遍存在渗透的对个体进行规训与询唤的力量”[15]。权力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更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它“不只是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压制我们，它还审查和生产各种事物，它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它应被看作一具通过整个社会机体运作的生产网”。[16]“这是一种双重进程：一方面，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加工，实现一种知识‘解冻’，另一方面，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权力效应扩大。”[17]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力是共生的，作为一种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在新历史主义的建构下，福柯所提出的由知识、权力、话语三种因素合成的话语体系中，“‘权力’往往会暗中压制话语表征系统，使之变成一种‘强加于事物的暴力’。任何话语形成都是权力和知识作用的产物。‘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影响、控制着‘话语’运动，但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18]。因为“文学会议是共和国文坛的特有制度，是引导中国当代文学生成与流变的隐形之手”[19]。这只隐形之手其实就是一种权力，一股主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重要力量。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法]米歇尔·福柯

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中国文学在进入当代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全方位的变化，明显开始具备了“管理”与“运作”的维度，这种变化在根本上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学由此开启了新的实践与探索，并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学体制，文学会议无疑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文学体制形成后，又进一步确认、巩固和深化着文学意识形态。德国文学批评家彼得•比格尔曾如此描述文学体制这一概念：“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行为模式。”[20]它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场域，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又受到文学体制的支持、推动和规约。文代会、作代会等文学会议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国家动员仪式，享有极高的政治待遇和处于特有的政治氛围之下，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社会主义身份与性质的彰显与明示，也是对参加会议乃至所有作家的某种提醒和告知、鼓励和激励、规范与约束。而各种局部性、专题性的文学会议则是“理发室”“医疗所”和“加油站”，发挥着各种复杂而具体的影响和作用。“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始终伴随着各类文学会议的参与和作用。它们既是左右文坛存在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又是文学嬗变的一个个具体注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21]

The Decline of Modernism

Peter Bürger

Polity Press

1992

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作为“知识考古”的对象，进行谱系学视阈中的“权力”的考察，追寻其生成与构成、影响与功能，具有这样一些作用：首先是相较于世界文学中各国别文学的运行方式而言，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无疑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的极好体现与彰显，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乃是一个涵盖政治与社会的“超文学”的场阈。对这种权力与话语的追寻，既是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观照视角、一种新的考察路径，也符合中国当代文学自己的特性与规律，因为文学会议早已深深植入当代文学有机体的血脉与肌理之中。至于说为推动当前文学发展提供镜鉴与参考、经验与教训、启迪与指导，应是所有文学史家们共同的追求，关键是要让这些空洞的能指、虚泛的目标具有具体的附丽、实证的基础，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即不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这一切是对如何发生的？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是这样？如何起作用？起到了何种作用？如此才能让权力的形成、“话语”的力量有了具体的所指。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而言，开展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必须努力发掘文学会议对文学史分期、文学发展方向嬗变、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文学生产力释放等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如何“复杂”展开全面考察、仔细梳理、深入分析，对文学会议的背景、形式、进程和内涵的研究，对诸多史料的收集、甄别、勾连与分析，对文学会议与文学生成及流变的逻辑关系的谱系学分析，让读者对文学会议的文学史价值形成新的、更为深切和真切的认知，进而获得一种现场感。

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关文学会议的研究文章、史料发掘、回忆访谈还是比较多的。笔者当年以“‘十七年’历史剧的话语形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曾收集过不少相关的背景资料，总的感觉是叙述太多，研究偏少；骨架尚全，血肉偏少；多说好话，批判偏少，为尊者讳比较明显；视角单一，视野偏窄。采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要基于一种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的立场，既有文学会议全景式的呈现，也从理论谱系搭建、情景细节发掘、关键节点研读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挖掘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发掘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具体而言，首先要从“革命文学”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仔细追溯、渐次阐释当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形成过程、脉络走向；然后是1949年，文学会议在其中的运作与作用，从第一次文代会上遴选代表时对文艺家革命履历情况的具体考量，以及政府文件、会议通知等历史文本中关于“你们”与“我们”称呼的频繁使用等细节中，呈现党对开好文学会议、发挥大会作用的高度重视；还有就是1950到1970年代的一系列文艺事件与批判运动，则是对文学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一种维护和强化；到了1980、1990年代，党一改此前“政治一体化”的治理模式，开始对文学创作展现出一种“协商”的姿态，以“二为”方针取代“文学为政治服务”。开展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就是在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中追寻与把握权力的演化与作用过程。斯炎伟教授在考察当代文学会议的国家共同体塑造与党政群联动机制后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运行体制使当代文学会议不再是志趣相投的文人们的雅集、聚会、沙龙，而是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千秋大业、宏图伟业，文学会议承担并实践着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任务，是文学参与国家共同体塑造、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意志的一种重要手段与特定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会议的主题、话语、组织运作等方面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而已。围绕当代文学会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运作与逻辑关系以及谱系的形成，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叙说和深入的阐述，使我们对影响和规约会议的权力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同时让我们对在文学会议的推动与建构下形成的权力如何作用于文学发展，以及循环往复的互相作用中螺旋式的上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作为共和国文学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会议开展研究，是一项浩繁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其牵涉面太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同时又要具有充分的前期准备与理论思考以及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三者缺一不可。从文学史研究的原生态追求和凸显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在场性而言，采用微观史学和谱系学方法应该是一种值得尝试和探索的研究路径，这其实也是追求中国文学史写作在与西方文学史写作范式对话的处境中，生长出一种与西方形成通约关系的中国话语的一种选择与尝试，这种尝试其实就是一种探索、一种创新，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有必要的。

《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

温潘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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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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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页。

[2]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序》，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3]这些研究成果包括：王本朝：《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王本朝：《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陈黎明：《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燕赵中文学刊》2022年第1辑；张霖：《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4]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编：《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6][7]周兵：《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8][11][19][21]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164页、封皮、3页。

[9]黄发有：《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0]参见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12]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13]转引自朱定秀：《卡洛·金玆伯格微观史学思想述评》，《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4]王本朝：《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15]张丽：《论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其意义》，《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6][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11卷），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1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1页。

[18]刘彬：《知识考古学：话语与陈述》，《求索》2010年第6期。

[20][德]彼得•比格尔：《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周宪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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